嘉宾访谈：中国人的生命教育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何仁富：我们自己在做生命教育的过程当中，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是统合的概念，我们把生命理解为有身、心、性灵三个维度的整体的存在。在这个生命存在当中，身、心、性灵，各有功能，职责不一样。

我们生命存在的核心是我们的内在心性，或者叫作性灵，用西方哲学的话叫作灵性。它是我们内在信念、信仰、价值观和意义系统，它是我们生命最核心的部分。

第二层面是由这个性灵所决定的，由我们的生命来呈现的一部分，它叫作生命“心”的部分。我们通常所讲的知、情、意以及外展出来的行为。我们的“知”什么？“情”去感受什么？“意”愿望或选择什么？都是依据于我们先天的性灵所决定的，而不是由外在世界所决定的。

生命最外在的层面，就是我们所看得见的这样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着的。我们有四肢、有人体，只不过这个是被动的，或者说工具化的，但也不能彻底工具化，它应该受我们的心、我们的内在性灵指挥的这样一个存在。所以我们把生命理解为身、心、灵三个一体的综合体。

就生命教育来说，就像我在演讲当中特别强调的，生命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的身和心受我们性灵的引导，不至于让我们的身心紊乱。因为身体作为物质，它可以和外在世界发生联动，就像我们的肉体，它有感受性的反应。如果只是肉体和外在世界的互动构成反射性反应，那就不构成我们人的生命，最多就是最低等的动物或植物的生命状态。我们的心如果也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我们的心可以觉察、感知、体验、认知，这个认知如果没有接受性灵（灵性）的引导，只是体验这种感觉，感觉好还是不好，感觉舒服还是不舒服，如此来决定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么很显然，这样的人和高等动物，或者说非人类的高等动物差不多，它们也有喜怒哀乐，并表达出来而已，那很显然不是人的生命。

生命教育最高的层级，很显然要将我们的灵性在我们的身心灵维度都有所呈现；身体怎么样帮我们化解生命的困顿，比如克服自杀、自伤；心的层面要调动我们心的能量；灵性的层面要培养一颗柔软的心，把我们的性灵唤醒。这就是生命教育的目标。

刘谊：您在发言中提到了西方生命教育，也阐述了着眼于东方传统文化的生命教育。请您谈谈这两个“生命教育”有何不同？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嘉宾访谈：中国人的生命教育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何仁富：这点也是这几年我在做生命教育过程中慢慢发现的，慢慢体悟的。因为大陆的生命教育最初是受台湾的影响，而台湾的生命教育又是从美国或海外借来的。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确实是1968年美国人华特士提出来的，用了“Life Education”这个概念。但实际上在我们读中国或东方文化的时候，你会发现孔子教他的学生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教育。只不过后来随着西方化的这种社会学科分析以后，教育已经遗忘了生命本身。教育已经把生命分裂成四分五裂的状态，于是就用各种学科化的知识填充我们的脑子、填充我们的心灵。

台湾的生命教育――我们最先接触的――分为宗教与生命、哲学与生命、人格调适、伦理评价等等。这样一个学科分类，很显然是孙效智老师依据他在德国学西方哲学、西方伦理学这样的背景建构起来的，而它受到台湾教育官方部门的认可，构成了台湾官方的一个教育模式。一共八个板块，一纲多本，每个人都可以写教材，但纲就是这八块，虽然在台湾民间也有不同的声音，但主体是这样。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确实可以解决一些生命问题，但仍然是学科化状态，把我们的知识分成若干类，缺少生命的整体感，缺少生命的内在觉知。这个是一个缺陷。

第二个，这个理论框架尽管是企图追求“全人”教育，但太看重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人，就是作为“人”这个层面上的普遍意义上的人，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生命教育，我们是中国人在教中国人。既然作为中国人，除了作为一个一般意义上、抽象意义上的人所具备的特征意义外，还有“中国”两个字它本身所拥有的意涵。这一点，在台湾生命教育的理论框架中就没有得以充分呈现。

作为中国人的生命教育，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国儒释道当中去挖掘我们生命教育的资源，很显然，一方面是要去体悟生命本真的存在，建构人之为人、人应当是人的理论架构和追求；另外一方面也要呈现，中国人作为“中国人”应该有的那份文化自信，那份文化的信念、信仰和价值观。这是基于中华文化的生命教育或基于西方文化的生命教育之间的一种区别。

当然，目前中国大陆的生命教育模式正在摸索当中，因为大陆没有像台湾那样以官方来指导的生命教育理论建构，都是靠各个学者在从事生命教育的自我探索，像潘先生这样提出的生命科学建构，创建生命与国学论坛的人并不多。

虽然生命科学里的“科学”这两个字已经被西方科学所占有了，有了特定的含义。我们再用生命科学的时候，容易被人误解为比如基于生物学、人体科学等等成分的科学，但毕竟作为生命的学问，它的这个路子，实际上是基于华人或者东方文化生命学问的一种中国人的教育理念。我是乐见其成的，对潘先生这样的努力表示高度的赞赏。

刘谊：您认为潘麟先生提出的“生命科学”对于您所从事的生命教育有怎样的指导意义？

何仁富：这个意义应该说很重要。我觉得他的意义在几个方面。到底是用生命学还是生命科学这个概念上，我觉得还要斟酌，我自己很犹豫。潘麟先生很强调生命科学，是为了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去并列，但是当我们说生命科学的时候，当我们说自然科学的“科学”、生命科学的“科学”时，内涵是不一样的。既然内涵不一样，我们是否一定要用“科学”这个词，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的生命学问，关于生命科学的建构，有几个方面对于生命教育有重大启示意义。

第一，是潘麟先生希望把生命学问从不同的学科中梳理出来，比如说从儒、释、道、中医、瑜伽，甚至易经学等等，这个确确实实是个很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尝试去做的。但是这个不是现在一般的学者有能力去做的，因为毕竟大多数专家都只在某一个方面钻研，要去把不同的学科都梳理出来，一种是大师可以做的，第二种是很多人合作可以做的。做儒学的人从儒学梳理，儒学先秦和宋明的还不一样，就说明生命的学问其发展是一个过程。当然这个方向是非常对的，就是从不同的学科中把生命学问梳理出来，大家都觉得太乱太杂，我们精力有限，可能都耗费到那里去了，都拔不出来。

第二，他提出的生命学的“去三化”，即去宗教化、去神秘化、去庸俗化；“强三化”，即科学化、理性化、系统化（体系化）。我第一次看到内心确实很震撼，这也是我想努力的目标。包括我们自己在学校里做生命教育，经常被人误解。有些过于“左”或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人，会认为生命教育是不是宗教干的，是临终关怀啊，是不是宗教意味太强了。包括我们提出“身心灵全人教育”的时候，前两年没换领导还没什么，换了领导就说这“灵”是灵修，这个很宗教化。他明显地标识出“去三化”，构建出没有宗教、神秘、庸俗的生命学问，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中道，是个常道，这对每个人都是实用的。我觉得他这个生命学问的立志、立意，对生命教育领域里的人是一个重要启发。

第三点启发是他个人修行的这样一个模式，因为生命不只是靠理论梳理出来的，生命是要靠自己成就的，必须通过生命实践。有各种各样的生命实践，像潘先生这种暂时可以脱离这样一个世俗世界，单独去体道悟道；当然也可以是其他的形式，如阳明先生讲的在事上修，在做事过程中磨炼。

总而言之，你必须在生命实践当中去做。包括我昨天来的时候被你们这些义工所感动，我自己也在民间文化机构做义工，连续五天四夜，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我去参加学习的时候被义工感动，我自己做义工的时候被自己感动。虽然很辛苦、很累，五天站下来腿都站不直了，但你会觉得很幸福。这些都是一种实践，就是在做事、做人、在功夫上去落实，这是潘先生给我们的启示。

按道理，如果他只是一个修道者，像佛教、道教的隐士一样，他可以成就自己的道就可以了，但他有这种入世情怀，包括创办东方生命研究院、举办生命与国学论坛。这些都要做事的，虽然不做具体的事情，但他要操心、要设计、要设想，这些事都是一种磨炼，而且在做这些事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挫折，一定会遇到困顿。怎样去克服曲折、超越困顿，其实也是个人生命成长的一种机缘，所以他的实践对我们生命教育也是一个启发。

总之，他要立志于生命学这样一个意向，第二是“去三化”的生命学理论建构，第三是他的生命实践本身，都对我们的生命教育本身有一个很好的启发。

我自己在想，下一步我们的国学与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成立以后，或许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相互联动、连接，学校和民间的机构相互合作探讨，各自补充他们的不足。

刘谊：以您对生命教育的理解，您认为当下我们该如何发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使生命教育切实有效地开展起来。生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嘉宾访谈：中国人的生命教育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何仁富：有两个。中国的架构确实不一样。我们可以通过鼓与呼。第一，是争取行政力量的支持，更多的包括行政、社会、企业力量的支持，对生命教育的开展是有益处的，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官方的重视对某个事情的推动，超过我们平常所理解的。第二个是响亮地提出华人（中国人）生命教育的明确口号，亮出来，不要抽象地谈。我们今年的论坛名称也直接改为华人生命教育，很明晰，作为中国人和华人我们就会去问，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什么是真正的华人？

第三是像潘先生这样，要扎扎实实地有一批学者，认真地做学理上的梳理和建构。生命教育必须有老师，老师必须够资格成为生命教育的老师，如果他自己的生命没有开悟、没有成长，他只是把握在一般知识的层面，他去教生命教育的时候，他只是去教关于生命教育的一些知识，他没法和自己的生命发展关联。生命教育，特别讲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引领生命、以生命感动生命。如果潘先生自己没有这样的生命成就，生命的性情无法直接感召你们这些学生的话，他显然不可能有当下这份成就。他只是像大学学者那样在大学里讲的，那种关于生命知识的系统理论是不够的，希望更多的像潘先生这样的和学问或学界产生联动，有些方面，可以在学界作理论上的铺垫，实修上作一些参与，这是我们要做的。

第四是师资的培训。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这两天的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学术交流是一个方面，培训是另外一个方面。下面坐着你们500多个学生，就是借专家智慧和潘老师一起作个培训。我们以前办生命论坛的时候，也是这样，把大学生论坛和中小学生教育论坛是联合在一起的，后来因为精力不够就不想弄了。但我对这个还是持乐观态度。

刘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有效地实施学校“生命教育”。此前有学者提出“西方学院式”和“东方书院式”并存的体制形式。对此提议您有何看法？

何仁富：个人认为，就像生命的存在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生命教育作为帮助人实现生命意义与价值的教育活动，也没有绝对一致的实施形式和模式。学院式的教育模式的好处，当然是标准化和大规模，但是弊端也很明显。“标准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可能“因材施教”，也就意味着将本来十分个性化的生命模式化。也恰恰是学院式教育模式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种特点和不足，使得它往往步入教育的自我异化，亦即遗忘生命本身。

相对而言，东方书院式的教育模式，则是更加符合生命本身的教育需求，也更有利于生命教育的实施。

一方面，书院式教育增加了师生之间的生命互动，使得老师对学生的生命观察、了解和影响更加充分而直接，而学生随时与老师在一起，不仅受老师的智慧、知识影响，更重要的是感受到老师的生命存在状态，直接受老师生命的感召和影响，这样，老师真正地既可以做“经师”又可以做“人师”，实现生命教育的以生命影响生命的目标。

另一方面，书院式教育本身的重点就不在知识传授，而在道的体悟，不重在让人成才，而是成人，这样一种教育理念和目标与生命教育是最为契合的。

所以，如果条件可能，在当下，从生命教育角度说，是比较鼓励书院式教育的。

但是，这中间有两点需要引起注意和重视，一则，学院式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如果老师在教学内容的设计、教学方法的运用等方面做恰当的改革，同样可以落实生命教育；

另一方面，书院式教育由于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太过直接，老师本身的生命状态，老师本身对道的领悟状态，就显得十分关键，如果老师本身只是在“歪门”获得和传授的只是“邪道”，那么，其带来的消极后果，不管是对个体生命的还是对国家社会的，都是很有害的。因此，如何拿捏这其中的分寸，需要考量。

刘谊：我们认为，对生命教育的第三个层面：性灵（心性）教育的实现，非得重塑师道尊严，提倡尊师重道。对此，请谈谈您的理解。

何仁富：我完全同意应该重塑中国文化中的师道。现代西方学院式的教育，在相当程度上将知识分科化、碎片化的同时，也将传道授业的老师这个真实的生命碎片化、工具化了。老师作为老师，只是某一科目的知识方面的专家或者学者，其主要任务和职责，便是将他先认知到的那部分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老师慢慢也自己这样自我定位了。由此，学生对于老师，也就不再有对一个真实生命的那份感觉和体验，因而也就无法像尊重自己的父母那样尊重老师。因此，从生命教育来说，要真正实现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引领生命，实现价值引领，信念信仰建构，重新提倡师道尊严确有必要。尊师不只是尊老师这个人，是通过尊师而遵道，因为老师是道的领悟者和传承者。只是，在已经非常学院化的现代教育体系中，在以知识传授为主的教育模式中，要重塑这样一种师道还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一方面需要体质的保障，观念的改变，另一方面也需要老师自己的改变。

刘谊：何教授，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次论坛带给您怎样的体验或感受？您对论坛有怎样的期待或建议？

嘉宾访谈：中国人的生命教育必须回到中国传统文化

何仁富：这次论坛非常成功。一则主题鲜明，切合时代、切合个体生命需求。“生命与国学”这一主题，应该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尽管当代儒学复兴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政治儒学”似乎非常热闹，但是，儒学，乃至整个国学，其根本的精神所在，还是在生命的觉察、觉悟、觉醒上，国学是“服务于”生命的而不是“服务于”政治的。尽管儒家也讲“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但更根本的则是格致诚正、“明明德”的生命成长。儒家强调“学”的重要性，但学的目的是成就自己的生命，是天人合一的生命意义与境界的实现。所以，“生命与国学”这一主题有很强的感召力。我自己也恰恰是在“国学与生命教育”这个维度来领会这一点的。其次，是组织完善，服务周到，让与会者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这一点在一般的学术会议中是很难做到的，不过在我们的生命教育论坛上可以多少体现。这是生命热度和亮度的一种呈现。其三，是专家学者的报告很精彩，讨论很充分，也越来越多地取得共识，这个共识的核心在两点：一方面，国学是生命的学问，生命的成长需要国学的涵泳；另一方面，国学成就生命的过程必须通过教育实现，而教育的根本和核心是生命教育。

至于对论坛的期待和建议，个人觉得第二届和第一届相比，更加符合这样一个论坛本身的期望、目标和身份。尽管第一届我没有参加，但有所耳闻。尽管潘先生和各位弟子之间那份独特的生命关系是十分珍贵的，但是这个论坛毕竟是向社会开放、向学者开放的，而绝大部分学者们并没有那样一种师道尊严的现实生命关系体验，甚至对那样一种关系还多少有一些警觉，因此，将论坛进一步定位为学术性研讨，是比较适合的，这样既有利于邀请更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学者甚至生命教育的学者参与到论坛中来，也有利于生命研究院事业的发展、观念和思想的推广。祝论坛越办越好！

刘谊：感谢何教授真诚的交流。愿我们携手共进，团结更多的有识之士，一起为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弘扬，为生命教育的展开与成熟，尽心尽力，积极实践。